牛年春節剛過，一則來自商務部的數據引起了世界廣泛關注—7天假期，全國共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900億元，同比增長13.8％。

　　在猛烈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國內消費市場的牛勁十足、活力四射讓眾多歐美國家艷羨不已。而這場迸發的消費“牛市”，除了節日消費的慣性外，也與多項政策刺激不無關系。

　　而今，大把掏錢才能順利過冬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幾十年來，“消費”這臺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始終怠速。如今，當“出口”這臺機器的馬力不再強勁，只靠“投資”超負荷運轉，能否驅動中國經濟這趟高速列車？

　　2900億元的訊息或許提供了另外的一種可能。

　　2009年，擴大內需已是箭在弦上。

　　轉型

　　2008年12月1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出重要信號—擴大內需將是2009年“保增長”的根本途徑。

　　而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宣布，將推行包括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等在內的十項措施。同時啟動總額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

　　緊接著，地方政府也陸續宣布將加大投資力度，刺激計劃的規模因此達到10萬億之多。在普遍信心不足的情形下，龐大的投資計劃無疑給前景不明的中國經濟打了一支強心針。

　　溯及以往，政府較早一次提出擴大內需，是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過后。

　　當時，為應對金融危機導致的出口下滑，政府出臺了種種擴大內需的政策，包括設立黃金周，放行個人住房消費信貸，鼓勵汽車和住房消費，等等。這些政策對于緩解外部沖擊，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這一次，“擴大內需”的提出與外部環境仍然不無關系。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受全球金融風暴一波又一波的沖擊，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以及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接踵步入經濟衰退。這些國家的經濟衰退，給已經具有很高外貿依存度的中國出口不斷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在此情況下，面臨人民幣升值、貨幣政策從緊、資金鏈短缺和勞動成本增加等壓力的中國企業開始變得不堪重負。另一方面，居民手中金融財富的大幅縮水，消費者信心指數一路下滑，居民家庭消費更加動力不足。

　　在這種宏觀環境和走勢影響中，內需開始持續下滑。

　　而此時，中國經濟也面臨著轉型的需要。

　　即從過去“內需不足—依賴出口—低價競銷—利潤低下—工資增長緩慢—內需不足”這樣一種惡性循環，轉變為一種“收入增加—內需增長—降低對出口的依賴-避免競銷—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環。

　　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來看，盡管這種轉變是困難的，甚至需要較長的時間，但卻是必需的。并且，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擴大內需是最關鍵的環節之一。

　　歷史地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必然性正是發生在這樣的一種脈絡之中—

　　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能力，即能夠將大批的產品迅速制造出來，甚至提高產品的性能和品質也并非難事；但有一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就是如何將這些產品賣出去，將這些產品賣給誰，即需求和市場的問題。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和需求的有限，生產者不得不將產品的出口放在國際市場上，即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依賴于外需。

　　然而，在當前全世界經濟放緩尤其是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陷入經濟衰退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制造業的大范圍、大規模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就極其明顯地凸現了出來。

　　在這樣的形勢下，未來的中國經濟能否保持一個相對高的增速，而不致急速下滑，如何“向內”啟動內需來“消化”過剩的巨大生產能力無疑是最為關鍵的。

　　并且，從國內需求的三個構成要素—政府財政購買和政府投資、企業投資、家庭消費看，要啟動內需，必須從三個方面分別有所動作。

　　“冬眠”的內需

　　事實上，內需不足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出現。

　　1994年開始，中國的物價開始持續走低。

　　一個典型的現象是，企業生產什么什么賣不出去，滿大街的“拆遷價”、“吐血價”、“跳樓價”—種種跡象顯示當時的需求確實出現了問題。

　　價格長時間持續下降，不僅反映出總量失衡，更凸顯出經濟運行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結構性矛盾—城鄉二元結構的差距。

　　從產值比重的特征看，彼時的中國已是超過人均2000美元GDP的國家，但從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比重看，還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國家的特征。產值比重代表社會供給能力，勞動力比重則代表購買能力，如果社會的產出能力已經可以滿足人均2000美元國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體還在農村，只能吸納人均500美元的產出，那么，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就始終面臨著巨大的供求差距。

　　如果要彌補這個差距，打破城鄉壁壘、推進城市化是最為關鍵的一步。

　　然而，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始終處于滯后的狀態，也因此導致了大批的農村人口被甩在市場之外。

　　有學者認為，大量耐用消費品的生產以及整個社會進入大眾消費階段，至少是以三個社會條件為前提的：相當高的城市化程度；城市工人工資和收入的普遍提高；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措施。因而，造就了耐用消費品需求的必要條件。

　　從二十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已經開始進入工業化階段，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城市化一直處于停滯狀態。

　　沒有城市化的工業化造成的一個直接結果是大量農民被甩在工業化的過程之外。這一分裂的工業化過程，使農民的收入長期處于與消費耐用品不相稱的低水平。而城市是另一種生活方式，許多耐用消費品的使用，都要以城市生活為條件。因此，分裂的工業化，不僅把農民甩在了工業化生產過程之外，更將農民甩在了工業品的消費過程之外。

　　持類似觀點的專家還認為，令內需“冬眠”的另外一個因素在于，金融改革的滯后。后者直接妨礙了大量儲蓄轉化為投資。

　　按照經濟學的解釋，一個經濟體如果不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總需求不足就會立刻顯現出來。而中國很長時間來都面臨著這種情況—

　　居民的儲蓄在源源不斷地增長，但中小金融機構仍然缺乏，導致儲蓄很難從銀行轉化為投資和各種生產型支出。雖然近年來民間投資有所啟動，但政府投資還是占了絕大部分，且存貸差也在繼續擴大。

　　除此，更普遍的觀點還有，內部需求不足是與貧富差距懸殊直接相關的。

　　中國的基尼系數高達0.46—0.48以上，屬于嚴重分配不均等的情況，也驗證了這一點。

　　從現實的情況看，中國收入差距體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等各個方面。雖然實行了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則，但效果并不明顯。

　　另一個未經驗證的說法是，銀行儲蓄的80％掌握在20％的最富有人群手里，但這些人的消費意愿很低；而有強烈消費意愿的80％的人群，消費能力卻又十分低下。再加上目前實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降低了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僅有的一點錢也都被存在銀行以備急時之需。

　　這些都成為內需不足的重要因素。

　　而今，在經過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要使增長和發展能夠延續下去，將其動力置于新的基礎之上是必須的。

　　于是，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開始了這種新基礎的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