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各種生產要素上所具有的特定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應當繼續發展低端制造業。目前，中國仍然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這就要求中國的主導產業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

　　其實，低端并不必然等于低附加值。做好低端意味著要從產品質量、品牌等多個方面提升產業的附加值，做到既能充分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又能推動產業升級和產業轉型。因此，各級地方政府應逐漸淡化自身的“球員”身份，更好地做好“裁判員”，從而為低端產業的發展和提升創造積極條件。

　　低端產業曾帶來的好處

　　所謂低端含義包括幾個方面：一是指技術含量相對比較低的產業，如紡織業、食品加工業等；二是指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如貼牌生產或為整機提供零部件生產等；三是指同一行業中的低端產品，如小排量的廉價汽車等。

　　中國過去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就是由低端生產推動的。二戰之后，全球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發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從歐美到日本；第二次是從歐美、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及南美等地；第三次則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雖然處于產業鏈低端意味著別人掙大錢自己掙小錢，而且還要飽受環境污染之苦，但最大的好處是實現了宏觀經濟學中的兩個最大目標，即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

　　與印度相比，雖然印度從發達國家的服務業轉移中也受益匪淺，如印度的軟件業已經確立了僅次于美國的顯赫地位。但是，軟件業所創造的就業人數也不過200萬而已，相比之下，中國僅出口產品制造部門創造的就業崗位就達1.5億左右。因此，中國與印度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差距的拉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做了制造業中的低端，而印度則做了相對高端的軟件業。

　　產業升級受到金融風暴沖擊

　　美國商業思想家、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把國家之間競爭所推動的經濟發展分為生產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富裕驅動四個階段。按這樣的劃分，日本應該從上世紀70年代末就進入了創新驅動階段。但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近20年時間里，日本幾乎沒有進步，日經指數在1989年達到38900點之后不斷下行，目前只有8800多點，明顯進入了富裕驅動(衰退)階段。

　　在第三次全球產業轉移過程中，唯一成功勝出的大概就是韓國了，目前正處于創新驅動階段，而中國目前還處在投資驅動階段。

　　理論上，隨著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價格上升，中國已經有產業再度向其它地區轉移的跡象。但是，中國太大，不僅人口眾多，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也較大，要把低端產業轉移出去不太容易。更何況目前中國正在遭受美國金融風暴對實體經濟造成的沖擊，實現產業升級的腳步無疑將放緩。

　　沒有完全做好低端產業鏈

　　從全球產業轉移的角度看，中國能夠承接全球制造業的轉移是件好事。如果能在接下來可能發生的產業轉移中再次實現產業升級，從產業鏈的低端上升到中高端，則是件值得慶賀的事情，但問題是我國是否已經具有了實現產業升級的條件？

　　以汽車行業為例，日本和韓國都利用產業轉移之際，發展和壯大了豐田、現代等自主品牌。而中國則相反，通過30多年發展起來的解放和紅旗等自主汽車品牌，在汽車行業的中外合資過程中幾乎都被擠出市場。

　　在工業化過程中，日本采取的策略是先滿足國內需求再出口。韓國是通過向外舉債和引進技術發展自主產業，通過鼓勵國內消費者購買國貨來壯大產業規模。而我國則更多地采取中外合資的方式來發展制造業，這個過程中必然使得老謀深算的跨國公司逐個消滅中國的本土品牌，如上海原本是中國名牌產品最多的地方，但昔日的蝴蝶牌縫紉機、金星電視機、上菱冰箱等目前已經看不到了。

　　由此看來，即便是低端，我國也沒有完全做好。

　　產業升級存在障礙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發展戰略，都想成為強國，都不想在全球產業分工中處于從屬地位。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發展戰略經歷了兩個30年的兩次選擇。

　　第一個30年，中國選擇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戰略，即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推進農、輕、重全面發展的戰略。由此，我國形成了較為完整而獨立的工業體系，GDP增長兩倍以上，工業迅猛發展，與農業的產值幾乎相當。當時，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當屬漫長歷史中發展最快的時期。

　　第二個30年，中國選擇了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到全球產業分工中，GDP增長八倍以上，在全球堪稱經濟增長最快的大國。

　　比較這兩個30年可以發現，擺脫國際分工體系的自我發展顯然是比較慢的發展戰略。但要參與國際分工體系，同時又想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高端，就需要實現產業升級，需要與別國競爭核心技術、營銷網絡和定價權。但是，中國行業在這方面的基礎與實力目前并無優勢。

　　拿紡織行業來說，雖然中國幾乎掌握了全球所有的紡織織物生產技術，但還是處于從屬地位，只能獲取微薄利潤，甚至承擔訂單不足的風險。原因在于我國的紡織行業既沒有國際品牌，也沒有國際營銷渠道。

　　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國之所以要大量吸引海外直接投資，是因為這樣既可以彌補資金缺口又可以學到外國的先進科技和管理方法，同時又不會增加外債。這樣的發展戰略確實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跨國公司也有它的發展戰略：擴大其在中國市場份額的同時，擠垮或消滅其在中國的競爭對手(或潛在的對手)以及本土品牌。況且，跨國公司具有十分豐富的開拓新興市場的經驗。

　　與此同時，我國在研發方面還存在一些體制問題。首先是在科研投入方面，基本上還沿襲計劃經濟時代政府財政投入的模式。雖然財政在科研方面的投入逐年上升，比重并不算少，但由于科研經費下撥的方式有太多的行政色彩而效率較低。

　　其次，是企業的研發投入嚴重不足。在發達國家，企業的研發費用是超過科研院所的，中國則相反。以汽車工業為例，以國企為龍頭的中國汽車業在研發投入上極少，占其銷售收入的比重不足2%，而國外一般在5%～10%。

　　與發達國家比，企業研發能力較弱，且國家整體科研能力不強，都成為中國要擺脫產業從屬地位的掣肘。

　　做好低端仍有現實基礎

　　其實，由于我國就業壓力巨大，而發展低端恰好可以解決更多人的就業問題。中國的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勞動力要素稟賦優勢將長期存在。如果二次大戰之后，每隔20年左右一次的全球性產業轉移到了中國就到了終點，那么中國應該牢牢抓住不放，而不是好大喜功去“騰籠換鳥”。事實上，如果我國的低端產品、低端產業或者低端角色真的做好了，一樣可以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提高我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