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召開前夕，關于美元的討論再度升溫。上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宣布計劃購買3000億美元長期國債。美國貨幣當局以這種實質上等于“印鈔票”的方式，支持政府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引發了市場對美元購買力的擔憂，帶動美元下跌和大宗商品價格暴漲。(上周美元匯率創出1985年以來最大的周跌幅)

　　中國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同時是美國國債最大的買主(目前持有約7400億美元，還不包括具有“準國家信用”的美國機構債)。中國態度對美元匯率的影響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事態的發展也關系到中國的切身利益。繼3月6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公開表示對中國持有的巨額美債“確實有些擔心”后，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官方網站發表了《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立即引起廣泛關注。

　　盡管措辭含蓄，周小川這篇2000多字的文章嚴肅地表達了兩個觀點。第一，中國認識到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嚴重缺陷，并且其系統性風險被目前的金融危機所放大，中國認為這種現狀必須改變；第二，周小川提出了他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具體設想，即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取代目前美元扮演的角色。具體來說，他希望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其管理的特別提款權(SDR)的轉型，構建以SDR為基礎的新國際貨幣體系。

　　周小川文章的前一個觀點，是對目前形勢清醒的“診斷”，值得重視，第二個觀點，在目前條件下，則更接近于一個難以見效的“處方”。

　　周小川認為，以主權信用貨幣(如今天的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具有內在缺陷，因為該主權國家的貨幣當局(如今天的美聯儲)無法同時兼顧國內外的不同目標，從而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保障幣值的穩定。比如，目前美國國內需要擴大赤字刺激經濟，而中國等美國債權國則需要美國控制赤字規模，維護美元幣值。這一被稱為“特里芬難題”(Triffin’s Dilemma)的矛盾，說明了積累大量美元儲備模式背后的脆弱性，一旦貨幣危機爆發，債權國和債務國都將付出巨大的代價。對中國而言，其持有的巨額美元將面臨貶值，對美國而言，失去中國的資金，其財政赤字將難以維持，并且成本高昂(美國被迫為國債支付更高利率)。

　　但是，文章提出的以SDR為基礎改造國際貨幣體系的方案，回避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實行什么樣的匯率制度。如果中國央行不改變目前干預人民幣匯率的政策(即通過外匯市場買入美元，大量積累外匯儲備，限制人民幣升值空間)，仍然難以解決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和整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存在匯率干預的情況下，美元儲備將按照一定匯率轉換為一籃子貨幣組成的SDR儲備。但由一籃子主權貨幣組成SDR儲備本身的依然存在貶值風險。受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影響，如果匯率沒有彈性，SDR的價值依然可能被高估，只是將過去集中在美國的風險轉化為若干國家的風險。但“特里芬難題”的風險依然存在，例如英國央行目前實行的“數量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同美聯儲購買國債的政策并無二致——都稀釋了本幣的購買力。從分散單一儲備貨幣風險的角度來說，即是不借助SDR，這樣的目標中國通過外匯儲備幣種的多元化已經部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