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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鞋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并未喪失比較優勢

       勞動密集型產業并未喪失比較優勢

        我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金融危機來臨之前就已經遇到了嚴峻的挑戰。2007年,珠三角地區率先出現大量港臺資本南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潮流。不久,長三角地區和山東青島等地也先后出現港臺資本和韓資企業的外遷現象。2008年,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外資企業外遷速度加快,與此同時,內資企業則大量關閉。究其原因,主要是成本上升所致。除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外,原材料和土地價格的上漲、兩稅合一、出口退稅率降低、環境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也都是主要的因素。對于利潤率已經很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成本上升的巨大壓力來得過于突然,企業一時難以找到吸收成本上升壓力的有效手段,不得不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或者干脆關門。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難道真的失去了比較優勢嗎?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因此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是毋庸置疑的。2009年4月,龍永圖參加江西財經大學高管論壇時曾表示,“紡織業、制鞋業不是夕陽產業,不管是否有金融危機,這個世界只要有人要穿衣服、穿鞋,勞動密集型企業就有前途。”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介入產業升級,淘汰勞動密集型企業并不是明智的選擇。問題在于,中國的區域發展并不均衡。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已經拉大。隨著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及生活成本的提高,當地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逐漸喪失。而中西部地區雖然具有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等方面的優勢,但是在投資環境和基礎設施方面存在不足,難以承接從東部沿海地區轉移過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當產業轉移發生的時候,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會引導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更適宜它們生存的東南亞各國轉移。

        這樣看來,勞動密集型產業所面臨的困境主要源自中國經濟自身的結構失衡,而金融危機導致的需求沖擊只是次要原因。事實上,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一些經營有方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并未受到大的負面影響,反而趁此機會低成本并購處于困境中的競爭對手,從而壯大自己的力量。筆者今年4月曾對深圳一家名為“信誠行”的制鞋企業進行調研。這是一家由寧波商人創立的家族企業,專門從事時尚女鞋的貼牌生產,為美國、澳大利亞、歐洲的八十多個品牌商提供產品。該企業2008年的銷售額將近8000萬美元,今年第一季度的訂單依然保持著30%的增長速度,絲毫看不到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這家企業今年已經收購了兩個競爭對手的工廠,并且還在進一步擴大自己的規模。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到,金融危機這種外部沖擊的確能夠淘汰一些經營不善的企業,但并不能淘汰整個產業,尤其是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產業結構調整勢在必行

        20世紀90年代,宏碁集團的創辦人施振榮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線”(SmileCurve),闡明了產業鏈上附加價值的分布規律。微笑曲線分為三段:左段為研發、設計;中段為組裝、制造;右段為服務、品牌。從形狀上看,微笑曲線形如一個笑臉符號,左右兩段為附加價值高的區域,中段為附加價值低的區域。它們對應的產業模式分別為:左段為原始設計制造商(OriginalDesignManufacture,ODM),中段為原始設備制造商(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OEM),右段為自有品牌制造商(OwnBrandManufacture,OBM)。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正好處于微笑曲線的中段,也是微笑曲線的底部,是附加價值最低的部分。產業升級意味著從微笑曲線的中段走向兩端:要么向左段轉移,開展自主研發,獲得知識產權;要么向右段轉移,實行品牌經營,掌握終端用戶。

     


        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由于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新勞動合同法推出等因素的沖擊,處于“微笑曲線”底端的中國制造業已經表現出難以為繼的態勢。受沖擊最為嚴重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提出了“騰籠換鳥”和“雙轉移”的戰略設想,試圖通過政府“看得見的手”來強力推動,主動有序地實現當地產業價值鏈向附加價值更高的兩端轉移。具體而言,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催逼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稱之為“騰籠換鳥”政策。而“雙轉移”政策則意味著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同時進行。這種政府強力介入產業轉移的做法在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支持者認為,“騰籠換鳥”集中了“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兩種產業升級模式的優點,努力在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之間尋求最優平衡,勢必對未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樹立一個新的具有示范效應的中國模式。反對者則認為,產業升級是一個偽命題。在競爭中最起作用的要素不是投入和規模,而是生產率,因此只有低技術的企業,不存在低技術的行業。在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歷史上,許多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決策者,往往把一些產業結構升級的經驗固化為規律,甚至將此作為任務本身。但是,在違背比較優勢的條件下,產業結構變化并不會使經濟增長模式實現從投資驅動到生產率驅動的實質轉變,甚至還可能強化傳統增長方式。同時我們也看到,由于珠三角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吸收了鄰省大量的農民工,因此其政策影響遠遠超出了本地區。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數千萬農民工被迫離開廣東和其他沿海省份,對內地各省形成了巨大沖擊。因此,地區性產業轉型具有外部性,應該考慮到對鄰省乃至全國的影響,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性突出表現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地方政府不僅是規則的制定者,同時也是市場的參與者。脫離政府的指導和參與,完全依賴市場調節來進行結構調整,在當前中國并不是現實的選擇。而政府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則必須遵循市場規律,既要順應工業化進程的客觀規律,又要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由于中國地區之間的要素稟賦和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產業結構調整不宜采用“一刀切”的政策。中央政府應該從更高遠的角度來看待整個經濟的效率和公平,協調各地方的利益沖突。

        總而言之,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對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內在要求,金融危機又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外部條件。事實上,產業結構調整(無論是市場驅動的還是政府主導的)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就已經開始,并且將沿著原有軌道繼續下去。金融危機可能會延緩或者加速某些變化,但似乎很難改變其方向。在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中,地方政府將在市場規律的指引下發揮主導作用。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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