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還是毀滅:中國代工末路
伴隨著佛山利達、東莞合俊、這些中國最知名的代工企業相繼倒下,深圳陽光塑膠遭遇跨國機構勒索的苦痛或許不再讓人驚奇,但陽光塑膠的困境再次揭示出中國所有代工企業面臨的艱難抉擇:要么將代工市場拱手相讓直至窮途末路,要么調整被動姿態,尋求突圍
生存還是毀滅,這對陽光塑膠來說,真的是一個問題。
當8月份不少經濟學專家們坐在研究室里高談闊論中國經濟已經回暖的時候,在深圳龍崗區耕耘20年之久的港資企業陽光塑膠(下稱“陽光塑膠”)正游走在死亡邊緣。這家一直以代工為生命的玩具企業,因連續四次沒有通過國際玩具工業理事會I.TI指定的第三方機構的驗廠審核,而被全球知名玩具企業美泰公司踢出其OEM指定廠商門外。
陽光塑膠的悲劇并非偶然,它僅僅是近年來中國代工企業走向末路的一個縮影。從2006年以來,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備受關注的佛山利達、東莞合俊、崇高國際等一大批代工企業,或老板自殺,或企業倒閉,或陷入越做越虧損的泥潭。
在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曾經為中國經濟的騰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中國代工產業鏈是否已經走到了末路?在這場難以為繼的全球代工鏈條上,中國代工企業該走向何方?
全球代工史的中國輪回
企業代工(OEM、ODM以及“三來一補”等)并非中國改革開放的獨特產物。
在二戰結束后,歐美成熟的商業企業和品牌經過修整和重建,在此后短短20多年時間里獲得了飛躍發展,于是在20世紀50~70年代相對和平的世界局勢下,西方經濟體迎來了20世紀的第一次繁榮,在紡織服裝、消費電子、汽車、高新技術和日用品等產業上,逐步形成了歐美品牌主力軍。
進入60年代至80年代,歐美企業不斷高漲的人工成本,促使其開始尋找低廉的加工貿易伙伴,日本、韓國以及香港等地區逐漸成為這些品牌代工的主戰場。特別是韓國,在這一波代工潮中抓住了機會,包括三星、LG等一批企業在早期也借助了韓國低廉的勞動力,在代工方面經歷了產業鏈最低端的歷練和“血淋淋”的原始積累。日本的索尼、松下等品牌,也逐步在模仿中創新并成長為世界一流企業。在這20年左右的亞洲首次代工潮中,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迅速崛起,逐漸成為歐美品牌亞洲消費的主流市場。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8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已將其自主品牌帶進了全球經濟發展潮流中,隨著日、韓、香港、臺灣等企業品牌全球銷量的不斷擴大,這些品牌企業的產能短板和高漲的人工等成本在鯨吞著他們的利潤,轉產成為這些企業繼續發展和升級的迫切需求。
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資條件優厚,使中國(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成為歐美、日、韓及香港、臺灣等經濟體實現低端產業鏈(主要為代加工、“三來一補”)轉移的最佳對象。而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物質匱乏,從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型,大量的農業人口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匯入到東南沿海的開放前沿陣地,成為廉價的產業工人。中國東南沿海經濟就在這樣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稅收低成本中快速發展起來。
這種現狀一直持續到2008年,代工模式吸納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并成為近30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源動力之一。但最近幾年來,這種代工方式日漸式微,中國經濟面臨著轉型的陣痛,低效、低價值的產業模式已逐漸不能適應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大方向。代工鏈條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史上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
中國代工末路
在全球代工鏈條上,代工企業與授權企業之間永遠處于不對等的地位,這幾乎是國際產業鏈分工的潛規則。即便是曾經的韓國三星,現在富士康這樣的ODM巨無霸,也不敢真正與蘋果、戴爾等品牌廠商叫板。
這樣的現實下,增產不增收成為近幾年中國代工企業最痛苦的生存方式。在家電、汽車電子、輪胎、服裝、家具、玩具、制鞋等幾十個行業,企業主們看著數量越來越大的訂單,利潤率卻越來越低,甚至出現無利也在“死扛”的嚴峻局勢。
在制鞋業,據廣東海關統計的數據顯示,2008年上半年,廣東省有鞋類產品出口實績的企業由2007年同期的5811家降到3924家,其中珠三角地區降幅竟高達48.1%,有2426家企業倒閉。至2009年初,約2000萬農民工只能無工返鄉。
而富士康、偉創力、仁寶、比亞迪等巨無霸型的代工企業之間,為生存而相互爭奪訂單早已不是新鮮事,但這些企業無一例外地都以犧牲自身利益為代價,換取微薄利潤的巨額訂單。為此,富士康和比亞迪之間還在2006年上演了一場“涉嫌竊取商業秘密”的官司,被比亞迪圍追堵截搶訂單的富士康將前者告上法庭。
2007年8月11日下午,因美國玩具巨頭美泰公司下單的96.7萬件塑膠玩具被檢測表漆含鉛量超標而全部召回,生產商佛山市利達公司老板張樹鴻無法承受巨大的壓力,在自己的工廠三樓倉庫內上吊自殺。時隔一年,2008年10月23日,規模近萬人的玩具代工巨頭、香港上市公司東莞合俊(2700.HK)也在一夜之間破產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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