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連續兩次、幅度驚人的加薪舉措無疑預示著珠三角加薪潮的來勢洶涌。回過頭來看，5月1日，廣東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并首次突破千元大關早已釋放出了一定的加薪“訊號”。至于6月8日，深圳市將本地職工的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至每月1100元并統一了特區內外的相應標準，更是珠三角加薪潮涌的又一明證。

　　加薪壓力積聚

　　珠三角加薪潮涌源自于該地區加薪壓力的井噴。珠三角加薪壓力的積聚，迄今已有兩年有余。

　　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出臺后，一貫依賴低勞動力成本模式的珠三角最初如臨大敵。然而，該年9月爆發的華爾街金融危機使得珠三角企業主普遍獲得了延續低勞動力成本的機會，那些深受外需萎縮影響的珠三角企業主設法在滿足最低工資標準的同時，努力挖掘工人的“剩余價值”。

　舉例而言，盡管企業主難以突破政府規定的工資標準底線，卻可以通過延長工時的方式來變相克扣工人的一部分工資。因此，與金融危機前相比，相當一部分珠三角企業工人需要付出更長的工時才能維系以往的工資標準。憑借這種方式，很多珠三角企業在不經意間緩解了高企的工資上漲壓力，但受此影響，珠三角工人工資增速進一步滯后于企業盈利的增長，勞資糾紛案件有增無減。

　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深圳勞資糾紛案件就超過52100宗，約占全國總數的7.4%。在這些案件中，珠三角企業主通常采取的拖欠工人工資、勒令工人超時加班以及拒付工人加班工資等方式正是勞資雙方產生強烈糾紛的焦點；同期，深圳最低工資標準與當地城鎮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相比，還不到后者的27.7%。

　　一言以蔽之，通過進一步挖掘工人的“剩余價值”，珠三角企業找到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權宜之計，卻也埋下了不容忽視的加薪壓力。

　　井噴仍未見頂

　　當加薪壓力積聚到足夠發生質變的程度，井噴就成為必然。

　　隨著金融危機的硝煙逐漸散去，尤其是2009年夏末以來，珠三角企業普遍遭遇的“招工難”乃至“民工荒”問題正是加薪壓力報復性反彈的結果。

　　而富士康“墜樓事件”導致的接連兩次加薪公告，也在不經意間成為引發整個珠三角加薪壓力井噴的始作俑者。初步核算，一旦富士康宣布的2000元“底薪”措施成為現實，那么，同等勞動強度的珠三角一線作業員月收入理論上應該超過3500元，這一工資標準距離2009年深圳全市職工約3890元的月平均工資僅有一步之遙。

　　需要特別補充的是，5月17日-6月4日，發生在廣東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罷工事件進一步引爆了珠三角加薪壓力的井噴。南海本田工人通過持續18天的罷工努力，與資方達成了加薪35%的協議。

　　緊跟南海本田的罷工腳步，6月6日，臺灣美律實業位于深圳的電子零部件工廠也經歷了近兩個小時的停工。結果，工人與資方達成了上調基本工資16.7%的協議，詮釋了南海本田罷工事件帶來的不容小覷的示范效應，也預示著珠三角加薪壓力的井噴仍未見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