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沿海發達地區一樣，過去十幾年以來，浙江擁有最勤奮的工人和最有效率的工廠。

　　在溫州的一家皮鞋出口企業，一位浙商曾經告訴我們，他最喜歡看到的景象，是每天的中飯時間，鈴聲一響，上百名工人自發地拿著飯碗沖向食堂，吃完了再沖回車間，看似混亂的過程其實有條不紊，默默無聲。因為他們是計件工資，一線工人的平均工資每個月僅僅只有1500元錢，由于產品價格的走低，企業利潤逐年下降。

　　在經歷數度匯率變局以后，無論從政府、商界還是學界的觀點出發，人們幾乎已經把“世界工廠”等同于貶義詞。我們通過出口廉價的商品補貼發達國家，然后對方印一些貨幣，綠色的被稱為美元，說“這些東西你們拿走”。然而拿走之后，又說“還是存在我們這里比較合適”，于是我們又把外匯儲備以比較低的利率存回去了。因為我們出口價格相當便宜，于是對方采取了貿易摩擦的戰術，而我們大部分的對策仍然是“三十六計，走為上，打不過就走”。

　　在2010年以前，我們引進外資的時候存在稅收優惠，內資企業要求平等待遇，但外資不停要求稅務局延遲處理。總而言之，賣出去的越來越便宜，買進來的越來越貴。

　　在五年以前，就有學者警告說，民營企業未來的投融資應該習慣在一個匯率波動，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可能是升值的環境下來進行投融資決策，不能過分依賴貿易出口。當時的背景是2005年7月21日，中國從固定匯率1：8.28中退出，實行浮動匯率，升值2%。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今年上半年以來的柯橋指數中獲得更多告誡：在外貿景氣指數的曲線上，今年1-6月份從沒有超過1605點，而在去年11月份，這個數據曾經達到1785點的高峰。有預測認為，在內外多因素的糾結之下，浙江外貿的上升勢頭可能已經終結于今年七月。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凸顯，這一理由被人們視為今后判斷國際貿易環境和經濟轉型迫切程度的重要因素。6月初，浙江一位教授預測，第三季度人民幣對美元有N種升值理由，空間在3%左右。幾乎話聲未落，6月19日央行稱“開始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

　　在這種情況下，類似于2005年和2007年的情況出現了，主要有兩點：第一，歐美客戶不愿意承擔匯率風險，第二更重要的是，部分稅號商品的出口退稅再次取消。2006年，紡織服裝退稅下調2％，紹興一家規模中等的紡織企業每年損失在一千萬人民幣左右，除提價外無計可施，然而，絕大部分購貨商沒有接受這樣的價格。

　　從2009年開始，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以李如成為代表的一批浙商在全國兩會上提出紡織出口退稅增加的建議，并且得到了回報，但危機結束之后，新一輪的商品出口退稅取消恐怕即將開始。

　　我們知道，在一百多年以前，英國伯明翰作為工業城市的標桿，被稱為“世界工廠”，在隨后的歲月中，它逐漸淪為英國人心中的“最丑城市”，直到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座城市開始艱難的轉型，時至今日才似乎已經收到了成效，過程長達40年。今天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地方，將來或許也將走上同樣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