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企業遇到的困局不是個例，更應被看做是中國民營經濟未來發展將共同面對的大問題，同時也說明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很多制度性、政策性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特別是那些限制和阻礙鞋等民營企業發展的制度和政策，更需要我們進行深刻的反思。而國家也需對當前的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其它政策作出相應調整。

    蛻變緣于對給定環境的理性反應

    改革開放初期乃至數年之前，溫州人的興趣都在辦廠經商這些“實業”上，他們憑借對市場的敏感以及堅韌不拔的勤奮精神，從模仿開始扎扎實實做實業，成就了“溫州模式”。短短幾年間，溫州人把打火機、燈具、眼鏡、制鞋這四個產品利潤率都談不上高的產業，做成了溫州的支柱產業。此次被媒體曝光的因不堪忍受高利貸跑路到美國，剛剛回國的胡福林就曾經被稱為“眼鏡大王”。然而，近幾年來溫州人更多的是與放高利貸、炒煤、炒樓這些投機炒作聯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說，許多地方的高房價就是被溫州人炒起來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溫州的一些企業家不再熱衷經商辦實業，而是一窩蜂地去放高利貸炒樓、搞投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平對記者說，不是溫州企業家突然之間變得不理性了，他們像所有普通人一樣，都會在給定的條件下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今天之所以有一些溫州企業家熱衷于投機炒作和高利貸，是對給定環境和政策的理性反應。對于那些老老實實做實業的溫州企業家來說，他們要面對人民幣不斷升值、原材料漲價、成本上升、工人加薪和用工荒等諸多困難，一年下來掙不到多少錢。相比之下，拿錢炒房子，買煤礦，甚至放高利貸，來錢就快多了。

    據報道，一些做實業的溫州企業年利潤達到百分之十已經非?？捎^，而放高利貸或者炒樓輕易就可達到百分之二三十乃至四五十。有一位溫州老板做實體經濟，一千來人的廠拼死拼活干，一年利潤剛剛百萬，可他夫人在上海買了十套房，八年后獲利三千萬。

    困境既有典型性也有普遍性

    接受媒體采訪的多位專家認為，今年民營企業遭遇貸款難、融資貴的問題不僅是溫州一地的現象，在全國其它地方也非常普遍。溫州的情況雖然有一定的特殊性、典型性，但同時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它折射出了當前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國際經濟形勢不穩的大背景下，廣大中小民營企業真實的生存現狀。

    據全國工商聯的調查，90%的中小企業沒有得到貸款，浙江有80%的小企業完全依賴于民間信貸，深圳有70%的企業有融資困難。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在浙江調研時發現，當前部分地區民間金融呈現高利貸化。金融二元結構導致利率的雙軌制，即官方利率低，民間利率趨高。國有企業和政府在體制內融資，其貸款利率是非常低的，當前正規體系的貸款利率7%左右。但是民營中小企業只能依靠民間信貸，利率非常高。

浙江民間借貸利率最高達到180%，武漢、南京等地最高為120%，而中小企業利潤率最好的也只有3%。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認為，民營企業發展還面臨高稅負和高行政成本的問題“政府各部門的收稅太多，社保的費率太高，這些導致一些企業支撐不住。而且，一些政府部門對企業的審批、年檢特別多，行政上的干擾，吃拿卡要，導致民企隱形費用大大增加。”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則指出，除了融資不便，民營企業發展中社會性的歧視，政策支持力度不夠，就業安排支持力度不足等問題也顯得越來越突出。

    劉迎秋表示，中小企業是社會穩定之基，創業創新之源。我國75%的就業靠中小企業，90%的新增就業靠中小企業，全社會65%的專利、75%以上的技術創新和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也是靠中小企業。但是，相對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一直以來就處于一種極端的困難境地。既沒有資金支持，又沒有市場的需求支持，再加上近幾年受工人工資上漲和原材料價格上升等不利因素影響，民營企業遇到與以前完全不同的困難，所以其發展相對而言始終處于弱勢狀態。

    周天勇強調，如果今天民營企業面對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任憑這種情況繼續惡化下去，會對民營企業本身和國家發展造成三方面不利影響。首先，導致制造業過度轉移，在尚未完全實現工業化的時候過早形成空心化；其次，就業困難，失業率上升，農民工大規模返鄉現象再現，甚至有可能在今年末、明年初就會出現農民工大量返鄉；最后，中小企業倒閉越多，失業人口越多，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