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鞋業大王”之稱的東莞黃江裕元鞋廠千名員工歇工和18名中層管理人員被辭退風波背后的邏輯，正逐步浮出水面。從表面上看，引發這一系列陣痛的是人事調整和降薪問題，而深層次的理由則是裕元的生存抗爭。

    和20年前裕元這只經濟“大雁”落戶黃江時相比，時間似乎逆反般地停滯。一樣的代工，一樣的客戶，一樣的價格，可是，在沒有變化的表層之下，是加工貿易所面臨悲劇性的真實。裕元代工有一道成本紅線，一雙鞋20美元的出廠價，20年前，20美元的價格里邊有2元左右的利潤，20年后，一名普通員工的薪水上漲了5倍多，加上各項管理費用和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裕元做一雙鞋的成本越來越逼近那道生死紅線。

    活不下去了！利潤越來越低，裕元的生存抗爭就是再次“起飛”，尋找最合適自己的“水土”生存，而裕元的掙扎卻直接影響了依附于加工貿易利益鏈條末端的員工的工作機會。一個變化導演了兩個悲劇，無論是于裕元，還是于裕元的打工者，這都是無法承受之重。

    裕元的東莞樣本其實是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逐低成本而居的“雁行”經濟模式在日本失去發育環境之后，便開始圍著西太平洋沿岸轉圈，創造了四小龍的經濟奇跡，并最終飛抵大陸，東莞也由此迎來了20余年的發展良機。然而，集聚的結果一定是成本上升，這一點已為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實踐證明。所以，解讀“大雁”困境的意義，還要看到其對東莞經濟變革的提醒和動員。

    比較優勢沒了是鐵板釘釘的趨勢，逆趨勢而推出的“救市”措施，也可能救企業于一時，“雁形”經濟的延遲改變不了溫水煮青蛙的殘酷，裕元事件表明，改變遲早要來，也是一定要來的。

    危機其實有另一個名字叫新生。東莞從裕元事件里應總結出東莞獨到的發展不老經驗，其一為低成本是最有效的招商廣告。當東莞的綜合要素成本于高端制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依舊具有比較優勢時，東莞的發展依然會延續；其二是人才的本土化配置非常重要。東莞要將勞動力的成本優勢上升到人力資源的管理優勢、文化優勢及創新優勢，向人力資源的高素質要東莞的競爭力。只有以發展來代替對生存的憂慮，城市才會重拾更高層面的和諧與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