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在入世十周年這個節點，記者在溫州和北京采訪了有關各方，試圖還原一家鞋企應對反傾銷訴訟的歷程。

    這絕不僅僅是一個企業或一個產業的戰役。隨著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關系從互補向競爭與合作轉化，未來經濟摩擦和貿易摩擦勢必大大增加，敢于并善于運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維護國家和企業貿易權益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因此，類似的案例也就有了超越輸贏的意義。

    “這場官司必須打，輸了也是贏，贏了就更贏!”

    “這場反傾銷官司打了這么長時間，到今年3月底終于說拜拜了。”12月8日，被稱為“中國反傾銷第一律師”的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蒲凌塵律師在談及過去5年的經歷時長舒了一口氣。在他看來，中國制鞋業發展迅猛，讓以意大利為主的老牌制鞋國家感到了很大的威脅。

    1995年，歐盟就以我國鞋類對其出口猛增為由，對中國輸歐皮鞋實行嚴格的配額限制。到2005年1月1日，我國入世3年過渡期正式結束，此配額限制才取消。

    但中國鞋并未能從此暢通無阻地走向歐盟市場，同年，歐盟又開始反傾銷調查。2006年10月7日，裁決向中國出口歐盟的皮鞋征收16.5%的高額反傾銷稅，為期兩年。1200多家中國鞋企受到影響，奧康是其中之一。

    “所謂傾銷，就是銷售價低于成本價。歐盟至今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他們選擇巴西作為第三方國家，用在巴西生產一雙皮鞋的生產成本作為中國鞋企制作一雙鞋的成本。”蒲凌塵說，巴西與中國同為“金磚四國”，在勞動力成本、制鞋工藝與技術及鞋企規模等方面有巨大差距，所以在巴西生產一雙皮鞋的成本遠遠超過在中國制鞋的成本。

    對企業而言，當時的補救方式可以上訴歐洲法院，也可以等期滿后提出行政復審請求。蒲凌塵說：“如果主動打官司，不單單是爭一個輸贏，更是從行動上傳遞一個信號，告訴歐盟的皮鞋產業乃至歐委會，我們對裁定不服，同時對歐盟和歐委會取消征收反傾銷稅造成一定壓力。”

    這也是2006年10月蒲凌塵跟奧康董事長王振滔初次見面時談的看法。“也就一杯咖啡的時間，王振滔就決定打這個官司”。

    當時，外界對奧康的決定有諸多疑問。奧康當時的外銷產品僅占總銷售的10%，反傾銷對其影響微乎其微，為什么毅然決定打這樣一場戰役?此類訴訟一拖就是兩年，很可能官司沒打完，征稅時間已結束，還值得一打嗎?加之勝算不大，企業要花上數百萬元是否有意義?

    “這場官司必須打，輸了也是贏，贏了就更贏!”12月7日，王振滔回憶當初的決定時依舊擲地有聲。“那時入世才5年，我們都像小學生，對世貿組織的很多規則還很陌生。面對歐盟的反傾銷，光有不滿或自認倒霉是沒用的，應該用WTO規則賦予我們的權利進行抗爭，抗爭過程就是一種學習。”
    作為中國皮革協會副理事長，王振滔特別在乎的是，“做鞋本來就很辛苦，反傾銷要影響多少鞋企的利潤，多少工人因此失業?”以2006年為例，歐盟反傾銷影響到中國制鞋業上下游共200萬人的就業。

    “雖然商務部和協會也在做一些溝通和游說工作，但也得有企業出來挑大旗據理力爭。”12月15日，中國皮革協會制鞋辦公室主任衛亞非對記者表示，根據誰應訴誰受益的原則，應訴企業可以追求單獨稅率。

    奧康本想攜手更多企業一起上訴以擴大影響，但多數企業因為“打官司費時費力還很可能打不贏”而不愿意。最終，2006年12月28日，奧康、泰馬、金履等5家企業正式將起訴材料遞交給位于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法院，理由是歐委會對中國企業出口歐盟鞋類產品的成本分析不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