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振制造業不對中國構成挑戰

　　奧巴馬在其任內第三份國情咨文中發出了重振美國制造業的助選口號，并表示將以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制造業企業向美國國內回歸。其實，這不是奧巴馬第一次發出這樣的口號。早在2009年11月，他就曾發表聲明指出，美國經濟要實施再工業化戰略，轉向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這一轉變，對中國制造業而言，自然不是一個好消息。但是，重振制造業也好，再工業化也好，對當下的美國而言是一個知易行難的事情。因為與美國相比，“中國制造”的總體競爭優勢特別是在中低端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依然存在，并且短期內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盡管這種競爭優勢也正面臨著一些中長期的趨勢性挑戰。所以，在未來三到五年內，美國的戰略轉向應該不會對中國制造業形成巨大挑戰。

　　其一，次貸危機之后美國失業率長期高企在9%以上，勞動力供給較為寬松，但是由于工資黏性以及強大的勞方力量，其勞動力成本依然十分高昂，遠遠無法與中國方興未艾的城市化進程中的龐大低廉富余勞動力相媲美。中國2011年51.27%的城市化率，與歐美發達國家超過70%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并且，由于吃苦耐勞的優良傳統，中國從事中低端制造業的員工往往非常勤奮，對于長時間、高強度、加班加點的工作更加具有適應性和容忍度。當然，這里并不是鼓勵加班加點，而是闡明一種現狀。

　　其二，中國擁有龐大的具有高技能的技工群體和工程師儲備。盡管素質良莠不齊，中國每年培養約60萬的工程師，是美國的七八倍。以蘋果公司的代工廠富士康為例，它擁有5000名左右的駐廠工程師，擔負著保證蘋果電子產品頂尖品質的重任，這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目前，中國正在大規模推行的旨在提升工程師培養質量的“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以高校與行業企業聯合培養為特色，將可能推動既有的數量優勢向質量優勢轉化。

　　其三，制造業特別是一些高端制造業具有產業集群的特點，它需要一個相對集聚的完整供應鏈和產業鏈生態。這種眾多企業之間的互聯、互惠、互賴、互動關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了吸引配套產業落戶，往往會在稅收政策、廠房用地、補貼政策等方面給予全方位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動輒得咎的美國政府難以企及的。短期內，美國不大可能快速建立起可與中國相比擬的產業集群。

　　盡管美國再工業化或制造業重振戰略的實現還有待時間的檢驗，短期內對“中國制造”的沖擊有限，但是由于世界經濟仍處于不確定的震蕩調整之中，經濟復蘇之路并不平坦，各國也紛紛祭出了形式各異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使得長期受益于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開放國際貿易體系的“中國制造”所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堪憂。與此同時，中國自身所面臨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人口、資源、環境等瓶頸因素的考驗，也正使得“中國制造”遭遇到其他新興經濟體在提供具有比較優勢的低成本要素方面越來越強烈的競爭擠壓，制造業產能向中國以外的東南亞、非洲、東歐等地區以及北美墨西哥、南美巴西等國家的轉移已經開始。

　　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201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值幅度達5%。粗略計算，自2005年7月第一次人民幣匯率改革至今，人民幣對歐元、美元、日元的累計升值已分別達到15.6%、21%以及6.2%，而這三大市場是中國的前三大貿易伙伴和中國制造的主要目的地。并且，人民幣升值趨勢還將持續下去，這是“中國制造”需要持續面對的外在壓力。不過，這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推動中國經濟從出口導向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

　　與人民幣升值相伴的是，長期以來支持“中國制造”乃至中國經濟粗放式發展的前提條件——人口、資源、環境等要素資源的相對富余，正在逐步收縮成為緊約束。特別是中國長期享有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減。據國家統計局年初發布的《2011年我國人口總量及結構變化情況》顯示，2011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并且，與日本歷史上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和人口絕對數雙雙下降不同的是，中國在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出現向下變化時，還伴隨著人口絕對數和社會需供養人口規模的雙雙擴大。

　　中國的對策

　　中國要在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邁進的道路上實現突圍，亟待扭轉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解決工業附加值較低、資源消耗較高、環境非友好、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產品較少等長期存在且愈益突出的問題，實現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轉變。當然，這也是當今世界大變化、大調整格局下中國經濟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

　　那么，如何促進中國制造從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轉變呢？

　　從宏觀的外部體制環境看，與這一驅動力的轉換相伴的是，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合理位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因為真正的具有可持續性的效率和創新是市場內生形成的，不是靠政府外部強力介入就能形成的，而后者恰恰是當前中國經濟模式的特征，也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諸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根源所在。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亦即所謂的“中國模式”有被作為一條經驗肯定和固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