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數年前，中國的紡織服裝企業就開始面臨轉型升級和產業鏈重構的考驗了。如今，人民幣升值的傳統壓力已經擴散至要素價格高企、貿易環境惡劣、終端消費疲軟和產業結構轉型等諸多方面，寄希望于國內需求猛增似乎短期內難有勝算。在“走出去”已成為共識的今天，東南亞成為許多企業的首選。然而，“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這條道路并非一馬平川。在各種復雜因素交錯的外部環境中，如何盡量降低風險影響，值得思量。

　　國際分工輪轉引發產業邊緣化

　　按照國際分工理論，隨著生產技術的推廣，產品競爭日益激烈。為贏得競爭，生產者往往通過轉移生產場所、優化要素配置等方式贏得價格優勢。中國的紡織服裝企業作為早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發展支撐，在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后已然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生產力。發達經濟體因勞動成本過高已在其國內逐漸淘汰了這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產業轉移從英國到美國，到日本再到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中國以其巨大的規模經濟優勢把紡織服裝產業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產業國際轉移的步伐不會就此停止，向其他國家繼續轉移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利潤率的下降和國內發展的萎縮可能引起紡織服裝行業在中國被“邊緣化”。

　　經濟危機觸發貿易轉移效應

　　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全球商品供需格局發生了重大調整，發達經濟體消費市場需求萎縮。盡管紡織品服裝屬于生活必需品，需求存在一定的剛性，但受消費者收入增長預期減弱等因素影響，價格較高或設計新潮的服裝需求有所降低，消費者對價格更為敏感。

　　此外，經濟危機也使得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盡管在今年6月份舉行的G20峰會上，與會各國均表示不會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但各國的貿易保護卻愈演愈烈，大有泛濫之勢。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的貿易爭端案件的數量和規模屢創新高，西班牙警方控制華裔商人對華商影響嚴重，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救濟措施幾乎被用濫?？梢灶A見，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作為標靶的位置不會發生根本改變。

　　投資東南亞利于企業發展

　　面對貿易壁壘，紡織服裝行業需要通過觀念轉變，實現經營形態上由貿易向投資的轉變。以資本運作實現要素資源的重新，有利于降低外部沖擊的影響。紡織服裝企業走向東南亞，有利于企業自身的區域乃至全球品牌的培育。目前，除極少數品牌外，中國的紡織服裝企業的發展模式仍未能擺脫貼牌代工和以量取勝。

　　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成，為雙邊加強經貿合作創造了良好氛圍。東南亞地區華人分布范圍廣、密度高，且很多國家受中國的傳統文化影響很大，品牌影響和市場拓展相對更為容易，有利于培育品牌的知名度。東南亞一些國家本身就擁有一定的紡織服裝產業發展基礎，在勞動力保障、產業鏈配合上擁有一定的基礎，東道國政府對于投向其紡織服裝行業的外資相對較為熱情，有利于中國紡織服裝企業降低進入成本。相比而言，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的技術更高、經驗更為豐富，在東南亞國家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中，對東南亞的支持態度十分明顯，除了提供援助外，也會在經濟上予以支持，對其原產于東南亞國家的紡織服裝產品短期內不會啟動貿易保護措施，中國企業仍然可以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期。

　　穩妥走出去須識別三大風險

　　盡管東南亞國家紡織服裝業的投資優勢凸顯，然而，赴東南亞投資并非坦途千里。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存在差異，企業難免遭遇不同的風險，如果無法準確識別可能帶來投資的低效率，而處理不當甚至可能導致投資失敗。

　　政局不穩引發政治風險

　　泰國前兩年的黃、紅顏色衫軍的斗爭仍未停止，緬甸國內民主化進程又將引起局勢變化，中國與越南、菲律賓的領土、領海糾紛可能受美國插手趨于復雜。采取綠地投資方式的制造業投資周期相對較長，廠房建設、基礎設施保障等前期投入相對較大;采取并購也需要較大初始投入。一旦東道國國內政局不穩，企業的正常運營很可能就會受到影響，甚至資產安全都會遭到威脅。即便廠房資產能夠保持不受影響，但紡織服裝企業利潤不豐，對周轉率的要求較高，一旦倉儲、物流受到影響，勢必難以滿足買方需要，影響企業正常經營。

　　產業鏈不完善導致經營風險

　　不少東南亞國家的產業結構還不完善，紡織服裝企業上下游的保障不穩定。特別是如果中國紡織服裝企業把設備從國內轉移至東南亞國家，或者采用大量的中國生產設備，就可能面臨需要跨境配套和保障的問題。一旦出現設備故障，很可能會因為零件缺失和修復周期過長影響正常的生產運營。

　　國別文化差異增加運營風險

　　盡管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山水相鄰、唇齒相依，盡管中國紡織服裝企業在東南亞的投資生產的產品并不直接面向當地市場，而是主要銷往歐美國家，但是企業的經營難免需要雇傭當地人員，也可能與其他企業發生相互關系。文化、宗教、風俗的不同使得企業需要做出調整和轉變，以減少沖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企業的正常經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