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國有豐富的自然稟賦、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和數量龐大熟練的縫紉工人，服裝出口一直在中國紡織品出口中占有較大份額，2012年我國服裝出口1591.4億美元，約占全行業出口的62%。

　　近年來，我國服裝出口面臨極為嚴峻的挑戰，堪稱內憂外患。外部市場由于金融危機而受到很大影響，持續低迷;國內生產要素成本大幅上升，比較優勢削弱，服裝出口企業步履維艱。2012年9月份以前，服裝出口曾經前所未有地連續13個月負增長，直到9月份以后才開始緩慢回升。 

　　為了促進出口，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對法定出入境檢驗檢疫貨物免收檢驗檢疫費。但頗為費解的是，我們寧愿取消某個季度的檢驗檢疫費，今年又減至按貨值的0.8‰收取出入境貨物檢驗檢疫費，卻沒有去關注這筆費用到底該不該收?甚至，現行法定商檢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何在?這樣的法定出口產品質量檢驗到底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果真如有關部門所說是保證了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嗎? 

　　筆者試圖從服裝行業來研究剖析這個問題。 

　　服裝出口有“行規” 

　　國際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特點是連續性、小額性，同時交易雙方往往有多年的貿易聯系，買賣雙方對質量要求有詳細的約定和控制、驗貨、放行程序，一旦出現質量問題，有完善的索賠機制，同時培育一個成熟的客戶往往需要數年時間，所以供應商有強烈的產品質量控制意識，視之為企業在激烈競爭中生存、發展的必備要素和生命線。 

　　在服裝出口和生產過程中，交易雙方對品質的約定和檢驗、放行程序都有明確、詳細而又具體的規定。 

　　買方(進口商)對品質的控制：買賣雙方一旦確定貿易關系，買方會提供一份完整的品質規范，此規范涵蓋了所有該客戶的品質要求和標準，供應商需嚴格按照此規范供貨。此前，買方對生產企業產品質量、設施、產品控制體系要進行預先評估，確認賣方有能力提供符合質量要求的產品。面料生產完成后，賣方要將大貨面料送客戶所指定的專業檢測機構進行內在指標的測試，保證質量合格。服裝生產階段，買方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可能對產品中期的品質進行檢驗，若有問題的話會提出整改要求。貨物出運前，買方代表或委托第三方對產品進行檢驗，做出尾期驗貨報告，給出放行、或拒收、或等待的結論。

　　賣方(出口商)對品質的控制：在面料生產結束后，出口商代表到面料廠對面料進行檢驗，此類檢驗主要是查驗面料外觀質量。服裝生產開始后，出口商代表到生產廠對產品質量進行控制，嚴格按照質量要求和質量控制工作規范進行監督。在生產階段，出口商代表和客戶代表都參與質量監控，只是各自的工作重點有所不同。

　　如果發生了質量糾紛，如何處理合同里都有明確規定，也有一整套成熟、完善的國際、國內機制保證問題的公平合理解決

　　法定出口商檢難控質量

　　我國服裝類產品稅則號共有1207個，其中針織類服裝稅則號576個，梭織類服裝稅則號631個。列入法定出口商檢目錄的針織類服裝有111個、梭織類服裝325個，占我國法定出口商檢目錄的9.7%，占服裝稅則號的36.1%。但從具體的類別劃分來說，一般常規出口類別都在法定商檢目錄中，不在法檢目錄中的基本都是冷門品種。從服裝出口總額看，60%~70%的產品都在法檢目錄中。

　　如此大比例的服裝出口都列入了法檢目錄，但政府行為的產品檢驗是否能有效控制產品質量呢?答案卻是否定的。

　　首先，列入法檢目錄的理由是什么?科學依據何在?若說可能出問題，所有服裝都可能出問題，跟生產工藝沒有多大關系，為什么把大部分梭織類服裝列入了法檢目錄(51.5%)，而針織類卻只列入少部分(19.3%)?不會只是因為梭織類產品單價高、油水大吧?更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海關稅則號621939090和6203330099都是梭織男外套，前者為長度超過膝蓋，后者為膝蓋之上，長外套免商檢，短外套則要商檢。法定商檢，屬于政府機構設立的行政許可，具有法律約束力，企業不依法商檢就出口則屬于違法，可以進行刑事處罰(已有這樣的案例)，那法定商檢目錄的確定就應該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并且必須有充足的理由才能把某種產品列入法檢目錄。而目前的4491種法定出口商檢產品、4422種法定進口商檢產品，每一種都有足夠的科學依據和法理依據嗎?沒有列入法檢目錄的那些進出口產品又是根據什么理由排除的呢?

　　近年來，法檢產品目錄不斷擴大。2005年法檢目錄6567個，而2013年則是8913個，8年間增長了35.7%，其中出口法檢目錄由3361個增加到4491個，增長了33.6%——難道是因為我國的出口產品質量日益下降嗎?而法定出口商檢種類長期多于法定進口商檢種類，卻又是出于何種考慮?毫無疑問，這是完全違反經濟規律和我國發展實際的。從中我們能看到的，只能是政府權力之手越伸越長。 

　　其次，法定商檢的驗貨規范、標準和程序也不能保證對出口服裝質量進行有效監控。商檢部門沒有統一、透明的服裝質量出口標準、技術規范和合格評定程序，隨意性很大，基本是收費放行，很少真正檢驗，反而更多的時候是為了刁難企業才進行所謂的檢驗。我國的服裝類產品出口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個國家的強制品質標準和每個品牌的技術標準要求不一樣，若商檢部門按照進口國質量標準檢驗，則僅服裝出口法檢就需搜集全世界的8萬多個質量標準，這明顯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實際的服裝出口中，法定商檢就異化成了一個機構收費、官員斂財的手段，對出口質量提升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根據筆者對兩家服裝出口生產企業的調查，兩家企業2012年共申請商檢407票，商檢上門檢驗只有13票，占3.2%;上門檢驗的取樣方式、數量、檢驗項目有很大的隨意性，檢驗報告也不提供給生產企業、出口商和進口商，這樣的檢驗對出口產品質量控制毫無意義。筆者了解的其他行業也普遍都是這種情況。 

　　第三，對比服裝出口企業自身的質量控制和政府部門的法定商檢就可以看出，企業的質量控制意識、質量控制能力都遠比政府部門為強。況且出口產品質量對于企業生死攸關，又有進口商、第三方檢驗機構全程嚴密監控，不可能懈怠甚至以次充好、坑蒙拐騙。商檢部門則僅以“替國家把質量關”作為指針，出口產品質量的好壞其實與商檢部門的切身利益沒有任何直接關系，不可能有超過企業的動力去進行質量監控。何況，即使商檢部門和商檢官員真想去做，也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如前所述甚至連統一的規范和標準都沒有，如何去做?所以，出口企業因質量問題而被索賠甚至破產屢見不鮮，卻從沒見過任何一個商檢官員因為沒把好出口產品質量關而承擔任何責任，哪怕只是象征意義上的。 

　　《行政許可法》明確規定，企業自己能夠解決的、市場和行業組織能解決的、政府事后懲罰能夠解決的事項不能設立行政許可。在我國的服裝出口乃至其他產品的出口中，質量控制明顯是企業事務，并且企業有壓力、有動力、有能力、有機制比政府機構做得更好，為什么政府部門還要多此一舉進行法定商檢呢? 這是不是既違反了我國有關法律，又背離了我國政府職能定位，還不具有基本的合理性? 

　　不得不說的是，有關部門一再以出口產品存在質量問題、有“奸商”、防止“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等作為法定商檢的理由，這已經嚴重背離了基本的法治精神和政府監管原則。難道能夠因為“人人都是潛在罪犯”，而把所有人都關入監獄嗎? 

　　極為荒謬的是，我國政府花費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進行出口商檢，國外進口商卻幾乎從來都不認同我國的出口商檢證書(實際上商檢部門也沒有規范的商檢證書可提供)，我國與其他國家多半都沒有相互承認對方檢驗檢疫結果的協議，所以無論是進口國政府還是進口商，都是要么自己檢驗、要么委托第三方認證機構檢驗。有些進口商聽說中國政府還有這么一個機構在為他們服務而感到匪夷所思。實際上，我國商檢機構出具的商檢合格證書，實際功用只不過是個通關單，只是對于我國海關放行有效(所謂蓋章通關)，也不對外提供。筆者調查的幾乎所有出口企業都表示，如果發生了質量糾紛，我國商檢機構的合格證書根本不能作為質量合格的證明，連我們自己的企業都不會以此為依據拒絕對方因為質量問題索賠。 

　　那么，我們不能不問：我國政府提供這樣的供需雙方都不認可的法定檢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