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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施政路線圖漸明晰

            身處互聯網時代,中國總理李克強也打趣“不存在現代魯濱遜”,夏季達沃斯仍舊冠蓋云集。既然是中國主場,依慣例,中國最高級別官員總是最受關注,前有溫家寶,今有李克強。李克強首次以中國總理身份亮相達沃斯,正值中國經濟備受關注之際,當他闡明其施政路線圖時,國人與世界自會聆聽。

      從李克強3月15日上任以來,“李克強經濟學”成為熱門詞,但是政策內涵卻眾口紛紜。與往屆中國總理在達沃斯宣言改革開放一致,李克強演講也以改革開放為關鍵詞。不同的是,上任剛好半年的李克強為改革開放制定了有其特色方案,其施政路線圖日趨清晰,包含三個要素:首先是認可增速中樞下移而不短期刺激,其次以自貿區等制度建設促進開放,最后則是激活市場活力。

      首先,認可中國潛在經濟增長從高速降低到中高速的自然趨勢,不會為追求之前的高增長而犧牲結構調整與改革的步調。李克強強調,要避免為了短期經濟績效而求助于短期刺激政策。“權衡利弊,我們認為這樣無助于深層次問題的解決。因而選擇了既利當前、更惠長遠的策略,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這本身就不容易。”

      這實際上延續了李克強9月8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署名文章中的表態,那就是面對外界對中國“硬著陸”的擔憂、改革是否繼續的疑問,他堅稱,中國將保持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將繼續走改革開放之路。

      其次,堅持開放也是李克強一貫基調。這是李克強第二次為英國《金融時報》撰文。選擇國際媒體發聲本來就是一個重要的對話姿態,他在本次達沃斯期間的活動安排頻次和參與時間也顯然高于前任,顯然有闡釋施政意圖、穩定外界預期之意。在2012年的博鰲論壇,時任副總理的李克強就強調開放,表示秉承開放包容是亞洲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可參見此前專欄《李克強的博鰲方案》)。

      延續這一思路,李克強構思的開放路線也有不同的著手路徑。回顧歷史,在中國的開放過程中,外來刺激的作用不可小覷。第一波開放劃定了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以邊緣革命的方式為中國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第二波開放則以加入WTO的方式,一次性提升了中國與全球經濟接軌的水平與規模。現在,李克強構思的第三波開放,思路逐漸明晰:他上任以來力推上海自貿區,不僅僅是探索如何強化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而且是如何引進現代經濟運行的一系列國際通用做法與游戲規則。

      當前多哈貿易多邊會談仍在僵持中,繼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之后,美國和歐洲又啟動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貿易談判,而中國都未被邀請“入座”。上海自貿區的出現,也是對于TPP等外界變化的主動回應。李克強表示,在上海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將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重點在投資準入、服務貿易領域擴大開放方面探索經驗。

      這一試驗能否成功關系全局,對外開放的成功要點何在?上限在于放開制度創新,下限在于守住金融風險。事實上,在達沃斯在回答瑞士信貸集團董事會主席烏爾斯•羅納關于金融開放的問題時,李克強也特別強調,金融改革當中重要問題是要防范金融風險。他透露中國在不斷推進監管體系的完善,也在研究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把防范風險的工作做到位了,金融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就會進一步加快。”

      上海自貿區雖然只有28平方公里,各界寄托想象甚多,對自貿區金融領域開放的呼聲尤其高。在上海自貿區進一步開放外資機構準入、開放金融服務、放開民營銀行等非常必要,但對于資本賬戶開放措施,應充分考慮其全局效應。當前中國經濟杠桿比率已經非常高,甚至透支了未來的空間,未來十年內去杠桿壓力將會激增。在國內金融市場深度不夠、金融制度滯后、金融機構同質競爭情況之下,對比國際經驗可知,以放開資本賬戶管制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往往有誘發金融危機風險。

      最后,除了開放之外,李克強的改革也自有其不同以往的特色,那就是他多次強調激活市場的活力,各項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場活力為目標,進一步剔除經濟體制中殘留的雙軌制,無論價格還是準入。例如,李克強履職之后承諾并大力推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和下放多項行政審批事項以及放開多行業市場準入,以求“把該放的權放開、放到位”。長期以來,企業普遍抱怨政府的有形之手約束了企業的創造與探索自由。李克強式改革就是希望通過約束政府、留給市場更大的空間來激活市場活力。

      那么誰最能代表市場?對于中國而言,自然是市場中的自由個體和民營企業家。雖然這次李克強破例在論壇開幕之前接見參會的中外企業家,遺憾的是提問方基本是自國外企業家,罕見民營企業家身影。而大連本地的企業家王健林則表示,第一屆夏季達沃斯時來了很多中國企業家,以后每屆減少比較多,他很遺憾他的很多好朋友都沒來參會。

      回頭來看,開放是手段,改革是目的,對外的開放最終要落實到對內的改革。剛剛故去的經濟學家科斯在回顧中國變革歷程時,指出不是中國政府而是“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所謂“邊緣革命”則由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戶和經濟特區“邊緣力量”推動,最終促成中國經濟的市場轉型。

      當下是中國經濟的十字路口,增長下行成為長期趨勢,國內利益集團縱橫蟠扎,中國正在醞釀一次以開放促改革的歷史突圍。不過,如果經濟之外的體制既定,經濟領域的改革能夠走多遠呢?或許,中國應該再度重視邊緣力量,讓其回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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