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30年高速增長得益于全球價值鏈的參與

　　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論指出,先發國家或地區由于資本、技術相對豐裕,勞動力及自然資源相對稀缺,因此,應該把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確定為自己的主導產業,生產并出售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換回自己所需要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后發國家和地區則相反。

　　過去30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得益于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參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力成本優勢、資金優勢、現成的技術(發達國家將成熟技術出口)、現成的市場(市場從短缺起步)、匯率優勢(人民幣貶值推動中國出口導向型戰略形成)、商品貿易規則的優勢(利用WTO規則推動中國出口貿易快速發展)。中國正是發揮這些比較優勢,實行對外開放,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低端,有效地整合了全球資源。目前,我國是全球第二大貨物貿易國家、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家,在全球投資貿易中有著重要作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提升了中國經濟整體實力,成功地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產品升級”。

　　在中國經濟持續30年高增長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幾個重要支撐性因素已經在發生變化: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在上升;另一方面,環境成本加大,國際氣候談判及全球低碳轉型,中國過去那種高污染、高排放的產業已難以生存。第二,技術來源出現問題。中國現在需要的技術已不再是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往往是他們正在使用的核心技術,不愿轉讓。第三,市場方面出現了變化。國際產業出現了雙向流動,即一方面是低端產業向其他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另一方面是高端產業向歐美發達國家回流。第四,匯率條件大大改變。隨著國際社會壓人民幣匯率升值力量的加強,中國不可能采取過去那種靠人民幣貶值方式拉動中國出口。第五,國際貿易規則正在發生變化。美國正在重塑全球貿易版圖,試圖在多哈回合之外推出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在區域層面推出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在多邊層面,推出《諸邊服務貿易協定》(TISA),涵蓋21個發達國家的全球2/3服務貿易量。通過這三個協定,WTO規則將成為一紙空文,使得“中國制造”在舊規則下的優勢將被大大壓縮。

　　全球價值鏈是把“雙刃劍”

　　全球價值鏈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全球價值鏈塑造了中國生產制造體系,中國擺脫了貧困和落后;另一方面,中國如果長期依附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發達國家生產的技術密集型價值鏈是產品價值鏈的組織者,起主導作用,而發展中國家生產的非技術密集型價值鏈屬于附屬環節。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對價值鏈整體有著深刻控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能夠推動本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在國際分工中會居于更加有利的位置;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完成資本積累,推動本國的產業轉型,但也可能固化本國的產業狀態,長期停留在低層次的加工水平上。這也是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有三個現象,即服務業占GDP比重70%;在服務業中生產性服務業占比70%;在對外貿易中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貨物貿易的比重20%以上,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保持平衡發展。而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3%,生產性服務業占全部服務比重只有46%,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貨物貿易的比重只有12.5%,服務貿易長達18年逆差,并呈逐年擴大態勢。

　　國際發展經驗表明,人均GDP的變化與制造業增加值的增長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產業內涵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停滯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因此,未來30年,中國要重塑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必須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和“中國服務”延伸,努力把成本優勢逐步轉移到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上來,全面構建以高端制造業和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

　　推動中國產業升級

　　可以從四個層面重塑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第一個層面,將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成居于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獲得整個鏈條上最有利潤的環節。我國新一代移動通訊、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網絡、基礎芯片、無線寬帶、高速鐵路、高溫氣冷堆、電動汽車、新一代客機等產業要增強自主研發能力,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甚至關鍵核心技術,力爭居于全球價值鏈的高端。

　　第二個層面,東部地區要想在價值鏈中有所攀升,就必須專注于產業鏈中增值較大的研發和品牌運作。要做到這一點,東部地區部分有中國特色的產業,應該退出全球價值鏈,要面向國內市場,進行本土化改革和創新,全力打造國家價值鏈,以實現“功能升級”、“鏈條升級”。國家價值鏈是基于國內本土市場需求發育而成,由本土企業掌握產品價值鏈的核心環節,在本土市場獲得品牌和銷售終端渠道以及自主研發創新能力的產品鏈高端競爭力,然后進入區域或全球市場的價值鏈分工體系。

　　第三個層面,中西部地區以比較優勢融入東部沿海地區價值鏈和全球價值鏈。東西部地區差距形成的本質,是因為西部地區沒有加入全球價值鏈所導致。制度作為第一推動力,推動東部地區加入全球價值鏈的同時,影響了西部地區的發展。中西部地區要努力提升制造業水平,需要實現產業兩個對接:第一個對接是要巧妙地實現與東部沿海地區價值鏈的對接,東部產業鏈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有效延伸,實現價值鏈在國家內部得到良好的延伸。第二個對接是中西部地區以比較優勢勇敢地融入全球價值鏈中,爭取走加工和制造路線,以產品方式嵌入全球價值鏈。

　　第四個層面,將一部分外貿加工產業轉移出去。這樣可以實現“雙贏”。一方面,中國一些產業轉移到這些國家,將為工資水平較低國家啟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創造一大機遇,給這些國家提供數以千萬計的勞動密集型就業機會,幫助這些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另一方面,中國可利用外部資源,“借雞生蛋”,減輕環境資源壓力。